美國的泰莉（TerriSchiavo）終於走了，但生命尊嚴的議論仍存在，七年前王雲雷先生最後一次看病後說出來的一句話，一直盤旋在我的腦海。

一九六六年秋天，我從紐約大學醫院，被調到聖文生醫院天主教醫院的紐約大學之教學醫院實習時，醫院祕書告訴我「神經科病房來了一個台灣女孩，車禍引起，現為植物人，你應該去當翻譯。」

一時間我想起一九六四年我留美前，在報紙上看到北一女儀隊指揮王曉民車禍的消息，她是一九六三年九月上學途中被計程車撞成重傷而成為植物人的，沒有想到她已到紐約來了。

隔幾天我到隔樓病房去看她，不巧她兩天前已出院了，據說要到費城找中醫針灸，我看她的病歷也與負責的總住院醫師談過，他們認為沒有恢復的希望。

四十年前沒有CT、沒有MRT，是靠腦波及神經檢查決定的。以後我就完全忘記了這件事。

直到一九九五年，有一天我在一張病歷上看到註明王曉民之父，我有機會遇到王雲雷先生，才知道王曉民早已回來住在高雄大樹鄉。

從此我就想去看她，我主要想知道躺在床上四十年的人身體的生理變化、骨鬆的程度、四肢被動範圍等等。

與王先生的談話中，我得知她受到相當應有的社會關注與幫忙，但經濟上也有困難，尤其自她母親過世後照顧落在三位妹妹的肩上，他告訴我說她媽臨終前，曾數度陳情總統請求准予王曉民安樂死，但王先生堅決反對。

他認為王曉民會笑、會用顫抖與磨牙方式表達不舒服，其實他也知道恢復的機會非常渺茫。

但他就是無法拂去王曉民十七歲時的記憶；她還能張開眼睛就應該會醒過來。

事實上，這是腦幹的原始反應而已，並無思考與情緒感情、四肢活動等高等腦機能。

一九九八年二月四日王先生最後一次來院就醫時，我問他將來怎麼辦？

沈默了一下他說：「我沒有後悔的權利」，以後沒有再來，後來看報才知他不久後就過世了。

最近因美國佛州植物人泰莉的「安樂死」問題，在國內又有人談起「植物人」的困境，報紙及電視相繼報導王曉民的現況，但似乎沒有引起大眾的反應。

當了將近五十年的醫師，我看過不少植物人家庭悲劇。

有醫師朋友「植物人」二十年，大樓賣光，孩子的出嫁費用都湊不出來，現住一陋屋，他的太太無論如何不同意讓他「餓死」。

另有一位朋友「植物人」六年，都八十多歲了，他太太也不忍讓他「餓死」，她本身也疾病纏身，長期坐輪椅，最近他終於「壽終正眠」，她告訴我她可以放心走了，她也是八十多歲。

另有一位是我醫學院的老師教授院長，八十多歲了，已「植物人」六年，他的孩子、女婿、十四位醫師包括他的夫人也是醫師，就是沒有人主張讓他「餓死」。

我站在他的床邊，看他「植物人」獨有的顏貌，我在心裡問他「老師，您真希望這樣活下去嗎？」

我認識的老師是很嚴格律己的人，很有哲學感的醫師。

但長年接觸中就是沒有向他請教過「生死感」的問題。

否則我可能會僭越地與他的醫師兒女們討論「餓死」的問題。

生命是無價的，我將近五十年的醫師生涯，挽回不少臨死的生命。但是維持「植物人」的生命是另一種課題。

超越現代醫學的限界而必須祈求於奇蹟的話，醫學是否有繼續參與的理由是個大問題。

悲劇實在太多，奇蹟實在太少了。

外界人的同情是短暫的，家人的負擔是無期而沈重的。

捐錢可以滿足同情心，卻無法解決家人的痛苦。

十七歲睡到五十九歲，這四十二年對王曉民有何意義？

她的三妹忍不住哽咽地說「四十二年活得很辛苦，也很殘酷」。

是的，就是再睡五年十年對王曉民又有什麼意義？

她當年的同學應該都當了祖母享受天倫之樂了。

五十年睡在床上由荳蔻少女睡成白髮老女人，不是殘酷是什麼？

「我沒有後悔的權利，」最近我開始了解他想表達的意思，「當初我不該反對她媽媽帶她走」。

人要活得有尊嚴，不是也應該走得有尊嚴嗎？

「安樂死」的爭議將繼續延續，但美國法律允許消極的安樂死。

荷蘭允許「重症新生兒的積極安樂死」。

美國人普遍預立「生死意願書」，預備將來能有尊嚴地離開這個世界，那麼，我們是否也應該認真地推行--預立「生死意願書」呢？